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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殖人最后一孝

潮思 新潮沉思录 2022-10-18

文 | 天书


在英国女王去世前一天,印度去殖民化运动又迎来标志性进程。印度总理莫迪8日晚主持了新德里印度门前“国王大道”(Rajpath)的更名仪式,并为建国三杰之一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花岗石像揭幕。“国王大道”名字已改为“责任大道”(KartavyaPath)。


莫迪在演讲中说到,国王大道代表殖民时期国王的权力,是人民被奴役与压迫的象征;如今更名为责任大道,提醒走过大道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要对国家与人民尽忠职守。女王去世之后,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勒比海原英联邦国家等纷纷出现声音呼吁终结君主制。总体上来说,在原英国殖民地范围的国家中,去殖民化一直是大势所趋。除了《国安法》出台之前的香港。



英国女王去世这事,世界上最感悲痛的除了英国民众外,可能就要属一部分香港人。在悼念现场,这些人声泪俱下,悲痛欲绝。一些港人悼念文字中,将其称为“香港人的女王”,还把跟女王没什么关系的香港发展成果都算成她的功劳,勉强也算是人死为大,粉饰虚张。还有一些人把女王升格成“香港人的女皇”,就很让人崩不住了。



有欧洲历史常识的会知道,欧洲人对皇帝和国王的称号区分非常严格,历史上欧洲的皇帝法统非常稀少,英国王室只有到了维多利亚一世那里才从印度抢了个印度皇帝的头衔带上,然后这个头衔传到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那时,也就因为印度独立而断绝了。所以伊丽莎白二世从来也没当过女皇,英国人自己也只叫她女王。现在这些港英殖民遗留下来的孝子把其称为女皇,可能英国人看了都会想笑。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虽然国安法出台之后香港开始了“二次回归”的进程,但去殖民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可以说比起其他原英殖民地国家,香港去殖化进程是最落后的。


在嘲讽这些遗老遗少之余,我们也要梳理一下港英时期的英国形象,以及香港人的身份认知和心态的演变历程,来回击如今这些“女王庇荫香港繁荣之类的岁月史书言论。认清这种认知变迁史,对于我们面对今后香港和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尤为重要。由于梳理脉络繁杂,全文还有七千余字,还请耐心阅读,会有所收获,感谢支持。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黄易有一部长篇作品叫《边荒传说》,故事以淝水之战前后的历史时代为背景,塑造出了一个虚构的“边荒集”。故事中边荒集的前身是颖水之畔的项城,由于南北长期对峙,所以淮水和泗水之间数百里的地区变成了荒无人烟的缓冲区,称之为边荒,由于南北政权间断绝往来,所以处于边荒核心处的边荒集成了唯一贯通南北的转运中心,两方走私贸易的桥梁。



边荒集不属于任何政权,也没有王法,在这里讨生活的人称为荒人,多是帮会豪强,不法之徒,走私掮客,以及在南北政权无处容身的亡命之人,南北胡汉各族杂处,一切以利益和武力为规则。由于走私中心的地位,所以边荒集成为天下最赚钱也最堕落的地方,青楼赌场林立。边荒集的人们拼命赚钱和享乐,赚够了就去其他地方安居生活。


故事开始时,边荒集各大势力间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协商机制,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在淝水之战后,南北各方势力因对边荒集战略利益的垂涎屡屡进犯,数次失陷的边荒集在几位主角带领下将所有荒人团结起来,最终保卫了边荒集的独立地位,并发展至巅峰,荒人之间也消除了民族和利益体间的隔阂,产生了统一的身份认同感。最后,边荒集在多年辉煌之后随着刘裕成为南方之主后开展北伐,边荒失去了缓冲作用而宣告落幕。


这里花了大段文字来介绍这部小说,相信读者们一下就能看出来,边荒集实际上就是香港的隐喻。黄易作为香港最擅长写历史的小说家,对于香港地位的本质有着通透认识。二战后亚洲能迅速发展起来的这几个地区,日本和所谓的四小龙,本质上都是因为它们是冷战对峙的桥头堡,尤其香港本身就是新中国成立时有意留下的对外门户。边荒集这种无法无天,遍地金钱,靠中转贸易发大财的环境也和香港六十到八十年代间高速发展时的社会环境如出一辙。


不过,对比港英时期来说,边荒集是独立多了。小说中的荒人不接受统治者,有属于自己的“议会”,也有能力保卫家园。对于港英时期的香港人来说,以港督为首的殖民官僚们是绝对的统治者,政治大多时候与港人基本无缘。在六七运动之后,港人再没有挑战殖民政府的举动。


在70年代之前,港英政府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功能,就是维持统治秩序。从殖民开始,英国对香港的定位就是贸易转口港,英国只需要维持统治秩序,不影响经贸利益的获得,所以既不关心治理建设,也不太关心香港华人社会的情况。所以我们在80年代前的老港片中会发现,在其中出现的殖民者形象,大多数时候就只有英国警察长官。



英国这种放任不管的态度,一方面使香港社会某种维度上非常“自由”,成为有能力有野心之人的掘金乐园,另一方面也使香港事实上变成无法无天的社会。在这种纯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中,自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不难理解当时的香港会出现“劏房”,“劏床”,九龙城寨这样的贫民窟景观。大陆改开之后,各路富豪的发家史已然或多或少不光彩,但像牟其中这类也是要进监狱的。当年香港富豪们的起家史如果按大陆的标准来看,大部分都是要进去的,更不用说香港还有发达的黑社会生态。


对于华人,港英政府采取的是吸收少数商界精英进入行政局和立法局这类实际上的咨询机构,或授予太平绅士的形式,通过精英华人来维持对底层统治秩序。


直至70年代,香港社会系统,尤以警察系统的腐败终于到了无法维持正常秩序,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的地步,迫使当时以麦理浩为首的港英政府不得不开始正视香港社会发展和治理问题,廉政公署也是在这时期成立。在《雷洛传》,《跛豪》,《追龙》等影片中对这时期的港英政府问题与殖民者的反面形象都有体现。



更根本性的原因是,在六七运动之后,英国政府发现新中国是有可能武力收回香港的,感受到了失去香港的危险。在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五常席位之后,英国不得不正视这一天到来的可能性。也是在这一年,麦理浩就任第25任港督。根据《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等资料显示,由于这期间英国还未与中国正式讨论香港回归问题,英国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增加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实现延长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毕竟英国就只剩这么一个像样的殖民地了。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抬高香港的身价。带着这个任务,麦理浩通过一系列经济和民生改革,使香港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也相对缓解,麦理浩时期也是老一辈港人最怀念的一段岁月。实际上,以香港得天独厚的贸易条件,和处于冷战桥头堡的历史机遇,如果港英政府肯用心治理,香港早就该发展起来。对比香港和新加坡,就可以看出两者政府定位不同带来的发展差异。


在麦理浩之前,香港工业以服装业为代表的低端轻工业为主,缺乏自主技术。在麦理浩执政期间,其推行的经济政策为香港奠定了电子工业等产业基础,本来香港也是有机会沿着这条路继续发展的。不过到了79年,麦理浩到北京拜访,中国领导层向其传达了如期收回香港的决定。82年的中英会谈,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传达了更明确和强烈的信号。至此,英国对港战略转为“辉煌退场”阶段,这一年麦理浩离任。


所谓“辉煌退场”,熟悉英国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就是英国从殖民地撤退之前的一贯搅屎棍作风,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挖坑,为殖民地独立后埋下祸根。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到:


鉴于1982年9月与邓小平的会谈没有进展,现在应该发展香港的民主建制,使香港实现独立或自治,就像我们在新加坡那样。



后任港督们的任务从推动经济发展变成了所谓的“民主改革”,促使各路政治团体纷纷出现,立法局等机构放开了小部分议席给这些政治团体进入,不过此时立法局等实际上还是咨询机构而不是独立机构。在彭定康上任之后,推动了一系列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协定和基本法的改革,这时期也诞生了很多后来煽动港独的政治明星,如李柱銘,和与彭定康关系深厚的陈方安生等,立法局也开始走向独立性质。




由于港英政府不再以发展香港的产业经济为目标,导致香港从八十年代就开始走上了去工业化道路。1981年时,香港有120万产业工人,到1996年,还剩80万,工业升级道路被打断,金融和服务业成为香港绝对主流。


香港社会日后的政治问题,产业问题,房地产问题,在这时都已种下根由。政治上,为什么我们看到香港的各路政治团体,大多不是代表高层利益,就是勾联欧美,都代表不了普通市民的政治利益?因为八九十年代港英政府推动的所谓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之前吸收精英和太平绅士的放大版。


到回归前夕,真正关注底层利益的公民团体们基本与政党团体分道扬镳,以香港市民社会的形式自行活动,不参与政治,而港英政府催生出来的政党团体们蜕变成纯粹的政治利益团体。


当时的调查显示,直到回归前,香港真正参与政治活动的普通人也是极少数的,延续了殖民史以来普通港人的政治冷感。而在“港人治港”的原则下,回归之后,这些纯粹的政治利益团体们自然变成了治港的那个“港人”,且和香港富豪精英阶层与英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香港回归后面对的政治基本盘。


产业问题,由于8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港人中产阶层扩大后对生活身份的追求以及殖民化影响,一方面,年轻人不愿再从事如纺织等低端工厂工作,但工业升级道路又被打断,年轻人转而大量进入地产,银行,商贸等行业做体面的办公室文员,这种文员群体后来也成为港剧中最典型的上班族形象。


在房地产和金融如日中天的年代,这些文员不用学习什么专业技能就能保持体面工作,也使得香港人对子女教育投入方向发生了转变,造成医学,法律,金融等专业独大的局面。而中产层对八九十年代房市和股市造富神话的追求,又极度促进了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





上一部分我们梳理了回归前港英殖民政府对香港社会造成的影响。接下来梳理香港人的身份认知和心态的演变历程。


我们在前文提到回归之前普通港人长期保持政治冷感。在70年代之前,由于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被殖民的港人没有政治地位,也无力反抗,自然对政治冷感。在麦理浩执政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间,这种政治冷感又有了新的涵义,就是普通人只要拼命讨生活赚钱,其他不关我屁事,粤语中称之为“揾食”。黄易在《边荒传说》中借其中一角色之口说到“那时的边荒集真爽,拼命赚钱,也拼命花钱。真正的醉生梦死,从不去想将来要如何如何”,说的就是那个年月的香港。


73年香港出现单元剧《狮子山下》,歌颂港人奋斗拼搏,被港英政府宣传为“狮子山精神”。实际说穿了就是拜高速发展期机会遍地所赐,对“拼命赚钱拼命花钱”时代的包装。1989年,周润发在参加《今夜不设防》节目时就说:“现在哪个香港人,不是手头上做着两份工作的?”香港影视界奇才陈勋奇就是这种拼命“揾食”的代表,既当演员,又是电影配乐大师,又会武指,又能编剧。


这种精神固然值得称道,但问题是即使在那时,香港底层阶级多数也难有这种拼命“揾食”的能力和机遇,而与此同时,香港真正的富豪们可不是靠着拼命揾食来发家致富的。“狮子山精神”本质上说是对香港中产黄金年代的一种概括,远不能代表香港的全部。



《边荒传说》中描写荒人的不成文规矩是“只聚在一处看热闹,不碍手不碍脚,谁都不可以拿他们来出气。”这也是当时普通港人的行为特征,非常关注各类政治新闻和信息,但极少参与政治行为。有学者将此比喻为“专注的旁观者”。所以要了解港人身份认知和心态的变迁,香港影视剧是一个生动的渠道。


在香港沦为殖民地后,由于港英政府不像日本殖民台湾时那样有意同化本土人,且紧靠广东,香港华人社会一直在底线上保留了一种中华认同,在抗战开始,各路人士去香港避难之后,这种认同更被加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概念的接受就相对困难得多。


建国以后,香港华人社会是有一些趋势在文化上与大陆接融的。文革开始后,风潮也影响到香港,但是在六七运动之后,这种影响基本消失。这时英国对港人的文化同化也开始加强,使得港人一边反感殖民统治,一边不得不日益被殖民文化加深影响。《岁月神偷》中,上世纪60年代香港社会中的殖民影响在影片中无处不在。


同时,以倪匡之类为代表,在逃港的大陆人的影响下,本地港人对大陆的印象也迅速恶化。最重要的是,70年代后两地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最终使得大陆,和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形象在香港文化中越来越奇观化,野蛮化,贫穷化。《国产零零漆》可以看成对社会主义大陆奇观化的集大成。



在79年之前,内地以广东省为主,就出现过五次逃港潮,前后上百万人,尤其70年代之后,香港飞速发展的经济使逃港现象加剧,深圳在成为经济特区前更是重灾区。逃到香港的大陆人被称为“人蛇”或“大圈仔”,由此发展出“打蛇”团伙,绑架“人蛇”来勒索他们在添加的亲属。成功进入香港的,由于身份问题很多都从事黑帮暴力或色情行业工作,倍受歧视,也由此产生很多影视题材,如《跛豪》,《省港旗兵》,《恐怖鸡》,《金鸡》等等。


客观上说,百万计的逃港者充实了香港社会的劳动力,为香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据说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只有《甜蜜蜜》等少数电影算是对大陆人的形象塑造比较正常。


但不论是当时的港人对逃港者的歧视,还是逃港者在融入香港社会后向其他港人灌输的大陆形象,都加剧了港人在七八十年代整体对大陆印象的刻板和偏执,也引发了对自身命运的担忧。


这种担忧在香港中上层比较明显,对于中下层民众来说,在79年之后,香港将要回归就是注定的事情,以普通港人的政治冷感,就普遍造成明知这是既定事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没有回归就不愿去多想的心态。对于大陆这门穷亲戚,除了嘲讽之余也说不上多反感,毕竟这个穷亲戚也给普通港人带来了诸多好处,在香港赚钱在大陆消费的模式,让普通港人瞬间就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


中上层就不这么想了,很多人怕回归之后面临清算,当时香港掀起了一波移民潮,如新加坡政府给香港2.5万个家庭移民的名额,市民排队领取申请表格的队伍从金钟一路排到湾仔。跑到欧美的更多,倪匡就是怕回归后被清算,跑到了旧金山。《富贵逼人》中对当时中上层港人的心态有生动刻画。在中央表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后,这波移民潮才逐渐平息。







香港人当时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一边大体上保持着对中华民族,一个中国的认同,一边嘲讽大陆,一边害怕茫然,一边装作无事发生。


香港人的民族家国情怀,一是源于清末以来的反侵略史,二是文化形态上深受广东文化传统和从天地会到洪门的会道门世界观影响,三是南渡文化工作者对香港影视中家国情怀的塑造。由于广阔的华语市场需求,这种影视剧中的家国情怀塑造在八九十年代又达到了巅峰,对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华语圈的中国身份认知起到了积极塑造作用。


但是,香港人这个“中国”身份认知的主体,实际上又是悬置的。70年代后的港人,已经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大陆,只知接受既定事实。那么对窃取了“中国概念”的台湾国民党政府,香港人有认同感吗?从当时来看实际上也没有。


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中,出现台湾形象元素很少,基本上都是作为黑帮元素出现。香港电影中的台湾黑帮形象经常往两个极端方向发展,一是组织化程度高,更接近日本黑帮,且深度参与政治,如《古惑仔》中的三联帮,和《黑金》中的周朝先;二是乡土化,野蛮化,花衬衫人字拖大金链,说闽南语暴粗口,典型形象就是《赌神2》中被仇笑痴干掉的老大。因为台湾当时自己没什么黑帮片,被香港电影大量输出后,反过来影响了台湾人自身对本土黑帮的认识,并反映在后来台湾本土一系列电影中。



香港人心知肚明台湾不可能是香港的选择,而当时如日中天的香港人同样也看不上台湾,甚至嘴上也看不上新加坡,觉得新加坡很土。


就这样,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凭借着发达的影视工业,成为华人文化中心,也塑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中国观”,成为了文化上的中国认同者,政治上的无根者。


当时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人已经开始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身份认同感,此时多还是着落在民族主义上,所以当时兴起保钓运动,推动中文为官方语言运动等,这又不同于当时港英政府推动的政治改革参与,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认同塑造需求,客观上说,也是“五十年不变”的保证让普通港人暂时忘掉担忧,可以把情怀放在民族叙事上。香港史上投资最大的电视剧《国际刑警》中,开篇就有香港保钓人士与日本右翼分子冲突的情节。


在彭定康上台开始更加激进的搅浑水之后,对于各路“政治明星”群魔乱舞的现象,以及到底能不能实现“港人治港”的担忧,又引发了一些港人对未来期望的混乱。96年的电影《港督最后一个保镖》表面上是无厘头恶搞喜剧,但对回归前的香港政局有所了解就会发现里面的很多人事可以直接对号入座,片中既讽刺大陆,又讽刺港英政府和香港政客,又对日后获得在港英统治期间根本没有过的“民主”进行模糊想象。可以说是当时港人心态的绝佳写照。





那么,回归之后为什么香港始终没有真正融入大陆,反而在新一代港人中广泛产生“港独”,美化怀念殖民期间的“恋殖情节”呢?关于这方面包括我们过往文章在内,已经有太多讨论,读者们可以参考笔者之前的文章《战狼大战叶问,大陆和香港的命运沉浮》《回归25周年,香港人的幸与不幸》。限于篇幅这里再笼统说几点,查漏补缺。


一是港人治港问题,香港回归时的政治基本盘本来就遍布暗桩,如陈方安生,因为彭定康许诺给她的特首没有实现,从而在港独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时的“港人治港”,整体上基本是“精英治港”,如董建华,梁振英这种真切为香港长远考虑的是少数,政治掮客是多数。


二是历史教育问题,在港英政府统治期间,关于中国历史教育就是非常淡化的。结果回归之后香港政府在这方面是变本加厉,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历史彻底边缘化。就像我们上面说的,回归时香港的参政基本盘不是代表精英阶层就是代表英国,不管代表谁,这些人普遍觉得香港要保持国际化,所以要轻视历史教育。这直接导致回归后的一代年轻人对中国历史认同极度退化。


三是限于时代问题,回归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大陆和香港仍然没法正常开展大规模民间交流,香港人在仍然保持着对大陆的巨大优越感的同时,又因为港英期间遗留的种种问题导致普通人处境变差,而对大陆产生怨恨。97回归之后,虽然大陆经济已经有长足发展,但大陆仍不敢全面开放内地赴港,担心滞留香港的内地人太多导致香港社会受到冲击。同时大陆政策上也并不鼓励香港青年赴港学生在内地就业。随着大陆赴港游客的增多,双非婴儿,零价团,黑导游,“北姑”等等现象也在加剧陆港矛盾。



四是香港新一代青年终究要建立自身的本土化身份认同,这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在与大陆身份认同融合受阻之后,新一代港人的身份认同建构走上另一条路。03年开始兴起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强调香港本土身份和本土共同记忆。这种“共同记忆”,自然也只能从港英时代取材。然而年轻一代并未经历过港英时代,在过往的影视文化中实际上也找不到多少港英政府正面描绘,只能把香港高速发展的年代全都算成港英政府功劳,并经过不断美化想像,最终变成恋殖情节。而在国安法出台之前,香港政府对推动去殖化又无动于衷。


另一方面,随着香港经济结构上彻底金融化,房地产化,旅游服务化,新一代港人心中的“国际中心”认同感又不断加强,催生出类似“世界公民”的心态,在文化情感上开始更靠近欧美。10年之后,香港文化圈大举北上,有能力的港人也大批到大陆发展,还留在本地市场的发展空间更为窄小,无法参与到北上进程,也没有退路的香港新一代青年,就只能在自身地位衰落的过程中不断怀念想像的从前,对大陆的观感越来越非理性,最终沦为港独分子的工具。


就像笔者在《回归25周年,香港人的幸与不幸》中说的,香港的不幸在于,在回归之后,沿着曾经的老路又走了25年,幸运的是,比起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它仍然是最发达的地域之一,依然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依靠去改变。


回到文章开头,无论如何,香港的发展实际上跟英国女王并没有什么关系,伊丽莎白二世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有两次访问香港,创造了“事头婆”这个称呼。在港英政府的宣传下,美化了英国王室形象,淡化了殖民者的恶劣形象。



作为一个现代君主来说,和还在世却已退位的明仁天皇相比,伊丽莎白二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明仁在位期间,外事上对中国道歉,内事上努力维护皇室形象,并提前退位为下一任天皇铺好路。反观伊丽莎白二世,既没真正扭转英国作为殖民者的形象,又没维护好王室形象,甚至也没给查尔斯留下个好摊子。


人死为大,其他的不说了,港英殖民时代的遗老遗少们,这次可谓孝感动天。不过,等查尔斯也走了,对着这连想像都找不出素材的国王,还能孝得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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